仓颉作书，“天雨粟，鬼夜哭。”文字是道破天机的途径。人心本难测，唯有书坦诚。唐代张怀瓘《文字论》有言：“文则数言乃成其意，书则一字已见其心。”书为心迹，字为心印。在法度与规则之下，汉字不但是书家心境的直观反映，它还具有“成教化，助人伦”的美育作用。尤其以法度与规则为依归的楷书，也谓正书，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艺术门类。著名文化学者孔达达的楷体榜书笔酣墨饱、丰筋多力，字势结构稳如泰山，由于榜书的尺寸巨大，视觉上具有极强震慑力，在传递法度与规矩上，尤显成效。
孔达达大部分书法作品与一般书法作品有较大的区别，单幅书写的内容不多，多为两三个字，有时候甚至一个字就一幅作品。因为它每一个字的体量硕大，笔画本身成了表达的内容。他十分注重结字本身的美学价值，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，行气、章法被退居其次，笔划间架的相互搭建，仿佛具有独特造型形象的宏伟建筑，在平面的世界中，形成了“景观式的书法”，巨大尺幅的一个字，每一笔均蕴含独立的审美，观看的仰视角度，尤为凸显书法的庄严肃穆，具有视觉艺术的震慑魅力，犹如高峰坠石、千里阵云。
清代翁方纲在《复初斋文集》中赞扬《九成宫》，“千门万户，规矩方圆之至者矣。”书法发展及至楷书，通过书法诠释的法度与规矩基本完成，唐楷经过一千多年的影响，不但树立了书写的典范，还有做人的典范。
唐太宗在《论笔诀》中有言：欲书之时，心正气和。清代周星莲更直接说，“静坐作楷书数十字或数百字，便觉烦躁俱平。”
作为正书的典范，楷体追求横平竖直，规矩有度，在孔达达书法“蚕头燕尾”的行笔中，起落拿捏严谨，用笔内敛，圆润不失方正，内方外圆，折射出其淡泊名利，收放自如的人生态度。圆，是道家通变与趋时的学问，方则是儒家人格修养的处事态度和准则，圆方互容，儒道互补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精神。该通达时通达，该圆转时圆转，这是楷书结字透露出的为人道理。下笔藏锋不显露，继而迂回形成环抱之势，透露出做人首先要懂谦卑、不露锋芒、不显山露水的道理，在笔端摆正位置后再中锋行笔，没有年轻气盛的轻飘，也没有故作深沉的老态，而是饱沾浓墨，以行稳致远。
字如其人，孔达达为人坦诚，行事沉稳，内敛不张扬，如同他的书法四面内收，犹如蓄力之势，厚积薄发，但尤其让人意外的是，孔达达书写中，每每到最后竖笔，在经历前面落笔藏锋，行笔紧致，克制情绪变化的跳脱欲望，最后竖笔理应可以一泻千里，直抒胸臆，但他用了“煞笔”，把一些属于表面浮沉的个性完全隐藏于结字与笔划之中，字面传达出来的平静与深邃，让人敬佩万分，这到底是怎样的人生历练与书法功力才得以如此“复归平正”。
书法艺术的精彩如同人生的精彩，不在于龙飞凤舞的光辉灿烂，而在于见好就收的“自在”。
犹如《金刚经》所言，“幻化空身即法身，个中无染亦无尘。”楷书所言有法，实则无法，楷书之法度不在书体本身，而在于人生行事，更是自然之道。法在心中不在笔端，法是造化，假借手中之笔行舒达心性之事。法是内心体悟自然的追求而非身外的戒律。在书写过程，刻意追求风格，追求个性，或凸显视觉影响，不过是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”这是“自性”的过程。
当然，孔达达也有鸿篇巨制，如《陋室铭》，章法布局有序，行气如畅，内敛的笔法使得整体透露出一股憨拙气息。突然，醍醐灌顶，孙过庭所言的“务追险绝”并非单指要奇、要怪、要变离于正统，原来在内收蓄势中，凸显大隐隐于市的大智若愚般的憨拙亦为险绝。在不同字形中，有惊有险，有平实，有调皮，使得整幅作品生动更具生气，乃至在“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”之句，更有了无限生机，此谓“自觉”。
自觉寻找自性，继而觅得自在的体悟，这是禅宗的追求，也是禅艺一道的殊途同归之妙，孔达达在书法探索中，糅合前三者，体悟更深。而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，文人更爱品书寻法，无怪乎古人更爱称“法书”，这里除了对古人有法度的书法作品推崇和尊重之外，实则还隐藏另一层意思，这也是更深的哲理，我们都应该向“书”（写）学习，构成书法的材质都因水而生，一曰宣纸，在一百多道工序中，最后从混有料浆的水中抄出一层层宣纸；二曰墨汁，墨的浓淡取决于水的多寡，因此，以水为重要介质的书法中，水利万物而不争，在水的带动下，墨与纸有了首次的相遇，它们在水的牵引中，走出了真正的自然之道，如此看来，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，实则也是学会克制个性而遵循水与墨的自然法则，继而书写出反映心迹的文字艺术。
（文/梁志钦 新快报特刊编辑部副主任、华南师范大学兼职研究员、广州市美协理事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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